红色《四库全书》完整呈现了历史文本的本来面貌

向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献礼，被称为“红色《四库全书》第一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以下简称《选集》）在武汉诞生。

《选集》由365be体育官网教授田子渝主编，从田子渝教授掌握的200余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著作中，精选92部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广泛传播影响和独特思想价值的文本汇编而成，汇集了大量珍本、善本、孤本，整套丛书彩色插图、全文影印，完整呈现了历史文本的本来面貌，是国内第一套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程的文本选集。

全套分为四编，本次首批出版的是选集第一编“经典著作”3卷，将1920—1927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中文译作搜集齐全。全部24卷将于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出齐，总计约有15000余页，由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选集》出版座谈会上，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等国内十余名专家，高度肯定了该书，认为这是目前国内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领域第一套文本选集，可以视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中文本的“四库全书”。

石仲泉说，这套图书体现了开创性、基础性、系统性和时代性。

所谓开创性，编者收集整套文本历时之久、寻找资料之多，在全国可能独一无二。并且对文本的精选进行整理、注释、汇编，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空白，开辟出新的学术天地，具有开创性。

所谓基础性，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文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最基础、最重要的史料，这套丛书所做的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深入推进做牢了史料基础的打地基工作。

所谓系统性，是指编者精选这套丛书的文本依据要求很高，一要有重要历史地位，二要有广阔的传播影响，三要有独特的思想价值。丛书四编的文本充分体现了整套丛书的系统性。

所谓时代性，时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值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界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新时代，这套丛书的出版树立起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标杆，将为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原著，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力量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就此读+周刊专访了《选集》主编、365be体育官网教授田子渝。

 

【访谈】

红色《四库全书》与一个学者的30年

刚开始觉得编这部书是中央部门和大机构的事

读+：搜集这些文本进行研究，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您是怎样开始的？ 这个工程量有多大？

田子渝：这个过程始于30多年前，那时我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要编《选集》，我觉得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和大机构的事情。当时我在研究恽代英、董必武、李汉俊等湖北党史人物，是从他们身上的个性，我逐步找到了共性，由此进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这个研究领域。

一开始困难是巨大的，并没有现成的目录供我入手，只能靠自己摸索。30多年来，我们团队的足迹遍布海内外，穷搜到了散藏在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私人手中的200多部文本，其中第一版达到70%。这是目前国内外最全的。找到了文本，我们的研究就有了基础，研究水平走向全国前沿，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湖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们的工作进入了快车道，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在今年出版《选集》第一编就是我们团队阶段性的成果。

至于工程量，我说个数字吧，200多本，大约28000页，共有1300万字。

读+：搜集到这么多珍本，背后有哪些故事？

田子渝：30多年来我们到处搜集。海外，我到美国三次，搜集了陈公博1924年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硕士论文复印件，上面记载了“一大”的情况，在斯坦福大学搜集到汉口192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在新加坡、日本，发现了许多新的史料；到香港、澳门N次。至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南京、长沙这些珍藏民国图书比较多的大省市，我去过不知多少次，上海一地可能就上百次；8次到台湾，搜集了上千万字的史料，仅董必武在大革命时期的信件、报告就有20多份，填补了一些空白；我发现有一些中学历史悠久，民国时期就有图书馆，我也没有放过。比如扬州某中学珍藏一本大革命时期《武汉评论》纪念列宁专刊，被我找到了。

由于对档案资料的管理运用理念不同，在国内搜集资料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大。

举例来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初版本，本来是从湖北省博物馆调往某个国家级博物馆的，这次为了编《选集》，省博的人也陪着我们去了，可是对方只提供封面封底和一页内文照片。最后省委宣传部领导两次前往北京，通过文化部与对方多次沟通，才拿到了全部照片。

再比如《少年共产国际》创刊号，88页，珍藏在上海某单位，每次只能复印五分之一，我第二次去想再复印，人家说你来过了，不给。我们只好换一个人去，这样去了5次，才复印回来，汇总后发现缺一页，又到广州某单位才搞全。

为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第一版，我们先后十次到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去查询复制。

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就像“寻宝”，我们还要继续挖掘。就在8月初，我还在长沙图书馆找到一本，是中共广东区委1925年11月7日出的《俄国革命八周年纪念》，那时广东区委非常重要。

读+：您和您的团队，下一步有何打算？

田子渝：《选集》现在出了第一编，精选了14种书，我们计划到2021年将四编、精选92种书出齐，在这个基础上，将搜集到的200多种书全部出版，并撰写近2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通史，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开端

读+：搜集、汇编、整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本，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田子渝：我想首先引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在《选集》首发式上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神州大地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这些著作文本就是传播的载体。当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包括这一套著作在内的各种文本而获得马克思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国共产党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今天能亲眼见到这些仰慕已久的起过火种作用的原始文本，倍感亲切，倍觉珍贵。这批文本中绝大部分都是珍稀文献，是红色善本，均为图书馆档案馆的宝藏，一般人难以见到，这套书里的彩色插图和全文影印，完整的呈现了这批文本的历史原貌，让我们这些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人大开眼界。”

我还要补充几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极其特殊与辉煌的历程。纵观5000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民族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蔚成旷日持久的共产主义运动，绝无仅有。它与中国本土文化重构，造成中国文化亘古未有的革命，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化谱系中，在马克思主义世界里，独树一帜，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血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而且彻底改变了世界！

现在我们常说，要不忘初心。什么是初心？ 我认为，《选集》从文本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心。

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有哪些特点？

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历史过程，“早期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年底到1920年8月，为部分先进人士自发、自觉传播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20年9月到1922年6月，为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传播阶段；第三阶段从1922年7月到1927年7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早期中国化”）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巴黎公社时代，我国外交官在媒体、游记、笔记上记录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初出版的《大同学》，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但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则始于五四时期，具体地说是李大钊于1918年11月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这一阶段主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即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标志性成果是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早期传播”的第二阶段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1920年4月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带来了传播经费和传播文本（主要是苏俄经典），与李大钊、陈独秀建立起工作关系；二是1920年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8月成立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将《新青年》确定为党的刊物。第二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第二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这样，传播工作就在党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展开。首先出版了“新青年丛书”8种。接着人民出版社宣布将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特斯丛书”11种，以及《马克斯学说理论的体系》等9种。此阶段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49本，是第一阶段出版8本的6倍，出现了“早期传播”的第一次井喷。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党制定了第一份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任务，标志着“早期中国化”由传播进入实际结合的阶段。因此，中共二大便成为“早期传播”的第三个阶段，即“早期中国化”开端的象征和标识。

从数量上讲，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117本，是前两个阶段总和的2倍；马克思列宁主义诠释本84本，是第一阶段的10倍，第二阶段的2倍；“中国化”的著作27本，是前两个阶段的9倍，出现“早期传播”的第二次井喷。

7家媒体连续3天同时出版“五一特刊”前所未有

读+：您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在这个传播和创建过程中，湖北、武汉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

田子渝：武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仅次于上海、北京的第三重镇，到1927年，武汉成为马列主义的传播中心。这个地位和作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在组织上，史学界公认，“一大”之前，全国有8个中共早期组织。这8个“发起组”中，上海组是1920年8月成立的，10月成立北京组，当年秋天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我个人认为，武汉发起组比北京发起组还要早。

不仅如此，“一大”前夕，湖北、武汉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在没有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发起了建党活动。

另一方面，即理论传播方面，在武汉地区有李汉俊、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黄负生、林育南、刘仁静、包惠僧、刘伯垂、胡鄂公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在他们不断耕耘下，武汉地区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著述文本，在早期传播中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

比如，我国第一本介绍十月革命与中国的书籍是《劳农政府与中国》，它于1920年6月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上海泰东图书局同时出版。

再比如，1922年5月1日至3日，武汉地区党组织了《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武汉星期评论》《汉口商报》等7家报纸，同时出版“五一特刊”，发表《“五一”底略史》（陈潭秋）、《“五一”与“五四”、“五五”、“五七”》（林育南）、《五一 过去与将来》（包惠僧）等17篇文章，详尽介绍无产阶级运动史，宣传马克思劳工运动的理论，这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宣传劳工运动。连续3天，7家媒体同时采取统一行动，这在我国新闻界绝无仅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闻活动，17篇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工运动。

在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武汉成为世界聚焦的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地，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第一个乐章。

1927年元旦，武昌、汉口、汉阳被划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国都。中共中央机关也从上海迁到武汉，党的主要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聚集江城，在武汉撰写发表大量著述文章，包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最后，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完整表述，是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思想标志，对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首创贡献，彰显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水平。

 

 

原文链接：